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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偶像失格、粉圈整改,如何看待其中的参与式文化 | 知书No.120

8月27日,上海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查明郑爽逃税漏税一案,依法对郑爽做出追缴税款、滞纳金并处罚款2.99亿元。

在被举报阴阳合同和国外代孕之际,郑爽依然得到粉丝的大力支持,部分人试图将触及道德和法律底线的问题解释为举报人的报复行为。

为偶像营造坚不可摧的人设,似乎是粉丝与明星之间不言而明的约定。但在吴亦凡事件中忽略事实,扬言集资“劫狱”的非理性发言,则再次让粉丝这一群体的社会形象跌入谷底。

日前,网信办表示将深入整治饭圈乱象,以应援、集资、打投等为主题的粉丝社区和群组已被逐步解散。

郑爽和吴亦凡都属于流量型明星,与早期传统明星不同,他们虽然在某些方面的专业技能不被广泛认可,但却因拥有固定且庞大的粉丝群而长期得到市场的青眼。

其实,粉丝塑造偶像的过程,以及在艺人本身出现道德滑坡时,吃瓜群众推动饭圈整改的过程,都体现了一种由大众制造并引领流行文化的现象。

我们不妨称之为“参与式文化”,即每个人都在参与时代的制造。

本周,我们梳理了一份讨论粉丝与偶像的书单,希望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审视今天的“参与式文化”,体会它是如何运作的,以及为社会带来了哪些改变。

01

某些粉丝群体的病态行为从何而来?

在偶像的失格行为被“实锤”之前,关于他们的争议并不少见。

比如针对郑爽和吴亦凡在演技方面的能力,某些粉丝通常会将个人的喜好置于行业规范之上。他们以自身的审美观来进行评判,或本身就参与了偶像的剧本制作或者事业规划。

《解读大众文化》提到“粉丝对原始工业文本有一种权力感和参与感”的这一事实,就在上述过程中得以实现。

不仅如此,部分粉丝也常常将个人的价值观置于社会价值观之前。

关于郑爽在多个电视节目中出现情绪失控,并无视与合同方约定的表现,以及吴亦凡则早在5年前就被女性指责有不道德的性行为等负面消息,粉丝群体则针对他们的形象和事实进行了全新的阐释,真性情,或圈外人士的恶意蹭热度等,并对持不同立场的舆论进行“控评”,或者对不同立场的网友进行网络暴力等行为。

而这种情绪宣泄、审美偏差,甚至是沉迷偶像的虚假人设而无视法律的行为,让人们不禁感叹:是不是善良、敬业和克己的美好品质正在消失。

其实,这一现象恰恰说明,现代社会中的个人叙事正在超越宏大叙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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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后现代状态》中提到,宗教与神学、科学与真理、理想与信念等都是宏大叙事的母题,这是人们评判善恶是非的根本性依据,换句话说,就是我们常使用的道德大棒。

而今天人们关于“宏大叙事”更多则是抱着怀疑的态度,随着自我意识的觉醒,人们更加关心个体的感受。最后,我们就在偶像身上发现了大量粉丝投射的个人情感。当粉丝群体实现了这种情感共鸣,他们出现与社会脱节的失格行为也就顺理成章了。

02

人造半神的权力滥用

关于粉丝对明星的盲目崇拜,早在几十年前的好莱坞就上演过。

埃德加莫兰在《电影明星们》之中详细分析了粉丝制造的“明星神话”。他直言:“明星神话处在信仰与娱乐之间模糊的混合地带,就像是一种永远处在萌芽期,永不可能完成的宗教。”

演员们将美貌赋予影视角色或者某种人设,并从那里借来了完美的德行。他们是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化身,拥有一种接近神格的品质。

埃德加直言:“和所有被有利可图者维持着的自发而天真的信仰一样,以明星为对象的信仰发展成了物神崇拜。无力的爱想把自己固定在心上人的某一部分或某个象征物上,以弥补对方的缺席。”

在粉丝眼中,明星的“神格”在奢侈品、财富、旅行甚至是爱情等事物的检验下历久弥坚。

而这种情感投射和物质上的支持,令明星在自身的产业之中拥有越来越大的话语权。所以才出现了影视行业被流量明星统治的现状,甚至著名导演也要为他们并不成熟的演技背书。

在获得权力之后,明星人格中的自恋倾向会慢慢加强,与此同时,他们的同理心也在变弱。

《权力的悖论》中,达契尔克特纳做了一个社会学实验:通过观察一组人只露出眼睛的照片来识别他们的表情。一般的正确率在70%左右。

实验人员请来两组人,一组回想自己掌握权力话语时的经历,另一组则回想自己被别人影响的经历。

结果证明回想自己掌权经历的那组人,在识别表情的测试中正确率更低,这说明他们的同理心更弱。而较弱的同理心会削弱人的道德感,理论上讲,他们挑战道德和法律的倾向会更强。

对于被造神的明星来说,他们一方面享受着粉丝带来的红利,一方面却不可避免地受到粉丝的控制。这种参与式文化中,明星与粉丝又似乎处在一种角力状态。

当明星不能与自己制造共同利益的群体达成共识时,人就会更难去考虑集体的利益。而这个集体,也可能是整个社会。

03

如何看待参与式文化

针对粉丝经济模式下的参与式文化,人们常常会存在一些偏见。

《粉丝文化读本》中就审视了一种普遍流传的片面观点,即认为粉丝身份中存在着一个“好的”生产者与“坏的”消费者的二元对立。

但总的来说,粉丝二元身份的困境是一个文化权力的问题,即我们如何去构想权力。

由于碎片化的、不完整的现代社会产生出了碎片化的、不完整的现代自我,粉丝身份就成了对这种孤立的、原子化的现代生活的一种心理补偿。

而福柯将权力识别为偶发的、局部的、碎片化的、非延续的、变化不定的。换句话说,即便在流量明星的制造过程中,粉丝也绝非是唯一的权力主体。

从另一方面来讲,一而再,再而三出现的全民吃瓜,到最终饭圈文化进行整改的结果之间,也证明了草根的随兴狂欢可能昭示着一种变革未来的力量之崛起。

《人人时代》中提到过一个类似的事件。1992 年,《波士顿环球报》爆出天主教牧师波特对儿童实施性侵害的丑闻,最终主教劳把波特从一个教区调到另一个教区便草草收场。

到2002 年时,类似的丑闻再次由《波士顿环球报》引爆,同样的情节,同样的媒体,甚至是同一位主教,事件的结局却大不相同:罪犯盖根被绳之以法,试图包庇的主教迫于公众压力也引咎辞职。

即时通信、移动电话和社交媒体等工具正在消除集体行动的障碍,它帮助我们实现了信息共享。

乐观地想,参与式文化的蓬勃发展,在某种程度上更加方便人们去改造新的社会共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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